过去的三年，我都在和莫言赌气。因为三年前，那时他还没得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看他的小说——《丰乳肥臀》。光看这书名，我就已经不怀好意了，可是翻了三百页，还在讲一个奶娃娃的事情。后来我才明白，人家这小说，是讴歌母亲的。我有一种被怪蜀黍欺骗了的感觉，在《丰乳肥臀》这么活色生香的书名笼罩下，讴歌讴歌爱情不好吗？

       直到最近读他的《蛙》，我才决定与他重修旧好。初看前几章，完全不相信这是莫言写的，就像看《蓝袍先生》不相信那是陈忠实写的。前几章的文字简洁明快，一股小清新的气息让我都以为这是《青年文摘》里“青春风铃”板块。加之我最近刚看完野夫的《乡关何处》，那些炫烂的文字、沉郁的情感像是往我心里灌了铅，《蛙》的出现宛若刚吃完一大块酱香肘子后端上来的凉拌黄瓜，清爽至极。

       当然，大师不可能只是单纯地絮叨乡下的鸡鸣狗吠，《蛙》的核心主题是农村的计划生育，这本身就是一场血泪史。

       “我的姑姑”曾经是村子里的“送子观音”，她推翻了“老婆娘”给产妇接生的土方法，采用新式接生法救下了一群先探出手或先探出脚的婴儿，其中也包括“我”。举国上下实行“计划生育”后，她又成了这一政策的“保甲”。在她简单粗暴的执行，加之农村医疗的落后，几千个婴儿、孕妇成了她手下的亡魂，包括“我老婆”王仁美和肚子里“十拿九稳”的儿子。

       小说的妙处在于它的重拿轻放。“我姑姑”逼“我老婆”流产和“我老婆”命丧手术台是全书的最大高潮。上一幕，王仁美还当着乡邻的面说肖下唇摸过她奶子、亲过她嘴，下一幕便冰凉地躺在盖着她的白布之下。如此活泼鲜辣的人物，转瞬之间的生死差别更能震撼人心。

       可悲的是此次侄媳妇的死亡并没有使“我姑姑”心生悲悯，她对于村里的违法孕妇仍是不可姑息。于是，又有了后来王胆的命丧江上。

       是什么催生了这些孕育生命的冤魂？除了冰冷的“计划生育”国策，还有农村落后的生育观念。莫言未在书中平铺直叙，只是借王仁美母亲的哭天强地和“我姑姑”对王胆之死的“理性分析”说出。

       我恍惚觉得《蛙》中的姑姑和《白鹿原》里的白嘉轩有几分相似，都是自认为很有信仰，硬把自己活成信仰的“标签”的人物。白嘉轩坚持的是封建伦理，姑姑笃定的是党国方针。如果说白嘉轩是一块行走的写满封建礼教、宗族规矩的牌匾，姑姑便是那毫不尊重人性、恣意践踏生命的冰凉手术刀。所以当他们的冥顽有意或无意地戕害别人的生命，他们也难有内疚。即便有，也能在顷刻间找到一个堂皇的理由而让最后一点羞愧也烟消云散。

       在某种程度上，姑姑要好于或糟糕于白嘉轩，因为小说的最后她竟悔过了。那么当年的她信仰的是党国的方针，还是党国赋予她的权力，以及权力下裹挟的“责任”？而把“杀掉那些违法肚子里的无辜小生命”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本身就已经足够荒唐，叫人凉汗涔涔。

        除了姑姑，村子里的大多数或全部都特别有信仰。他们信奉着千百年来老祖宗流传下来的生存圭臬——一定要生个儿子，否则你这辈子，甚至你祖上都白活了。于是有了小说里，王胆牺牲性命换来了闺女陈眉，陈鼻对又是女孩的叹息沉重于妻子的离世，以至疯癫了半年而没有管出生的女儿。

        连姑姑，贯彻计划生育的“法西斯”的脑子里也填满了这种愚昧。在我老婆王仁美死后，她还劝我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再娶一个，光明正大地生儿子。在她的脑子里，女人啊真是那糊窗户的纸，破了揭下来再糊一层。

        即便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在操着各地口音的大叔大婶的嘴巴里，在残存不多的风俗里看到和听到这样的糟粕，并有不少女性的思想仍在被这块“裹脚布”缠绕，给自己的子宫不断施压。当我们在宣扬男女机会平等、收入平等的时候，更要明白，男女平等从子宫开始。

       总体而言，小说可以被粗浅地划分为计划生育前和计划生育后两部分。姑姑的人生也以国策的实施为分水岭，从人见人爱到遭人唾弃。有很多人认为前半部分比后半部分写得好，风格利落，好几处也确实叫人捧腹。而后半部分则被认为莫言又陷入了对加西亚·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孜孜不倦的模仿。

        我倒是对后半部分莫言采用“蛙”这个比喻很赞赏。姑姑是在经历被一大群蛙攻击的奇幻体验后才有了悔悟，并嫁给了救她的、成天捏泥娃娃的郝大师。姑姑觉得攻击她的蛙是那群被她强行流产的孕妇，凶猛地向她索命。

       用蛙比喻孕妇是很恰当的，除了和“娃”，以及女娲补天的“娲”谐音外，还和蛙强盛的繁衍能力有关。雌蛙一次性排卵成千上万，而且是体外受精。这对小说中姑姑所说的“孩子出了娘胎就是合法公民，有生存的权利”是莫大讽刺。

       关于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就像《二手时间》里写的苏联解体。社会主义时期，苏联人很羡慕资本主义的熏肠，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又很怀念社会主义的厨房。计划生育这一国策也是这样，你可以听到千万失独家庭在深夜里抚着孩子的衣物低声啜泣，也可以看到城市独生家庭的结合使得孙辈在肚子里就已继得房屋数套、无人争抢的洋洋得意。一项国策的定论只能等它彻底消亡。诚如陈忠实在《白鹿原》的开篇所说“小说可以记录历史”，许多年后，“计划生育”已经成为陌生神秘的历史，或许我们的后辈还能从莫言的小说里一窥当年的悲喜。

        小说的尾处，姑姑辞掉了卫生院的工作，嫁给郝大师，也学着做月光娃娃。可是就算姑姑尤如诵经念佛般地捏着泥娃娃，这迟到的忏悔还能补缀好当年在自己和他人人生上撕裂的巨大伤口吗？

        而袁腮、肖下唇这样的隐性刽子手、至终仍把女性当生殖机器的男权者，他们的梦里，可有蛙声一片？